以小農爲主的家庭經營是我國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也是農業農村發展必須長期面對的現實。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小農戶數量佔到農業經營主體的98%以上，小農戶從業人員佔農業從業人員90%。小農將走向何處？

　　日前，《小農生計》新書發佈會在中國農業大學新圖書館舉行。該書從雲南省勐臘縣河邊村這一具體案例出發，向讀者呈現河邊村的小農生活，以及過去七八年間河邊村圍繞貧困與脫貧所經歷的種種生計變化。這也是第一本關於河邊村的書籍。

　　2015年之前，河邊村是一個深度貧困村莊，村民種植和打工的收入有限，而教育、醫療、交通等剛性支出不斷增加，村民不得不舉債維持生計。依靠自身力量，河邊村很難跳出貧困陷阱。2015年，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李小云在勐臘縣成立“小云助貧”，招聘了三名工作人員，再加上他的同事和學生，組成團隊，在當地政府和社會各界支持下，開始了河邊實驗。

　　河邊實驗的總體思路，是深度性貧困治理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結合當地的資源稟賦，李小云提出在河邊村開發以休閒度假、小型會議爲主體的新業態。經過打磨和實踐，河邊村逐漸建立起“瑤族媽媽的客房”、河邊會議室、幼兒園、便利店、酒吧等新業態。

　　到2018年，河邊村正式摘掉“貧困村”的帽子，實現整村脫貧。2016年村民戶均收入10335元，到2019年，這一數字增長到31181元。河邊村的脫貧實踐開始在雲南省乃至全國產生影響。

　　2019年起，河邊村很多村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轉向市場化、商品化的生計策略，村莊出現“去農化”特徵。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疫情期間，不少村民又恢復農業生產，村民收入仍在增加，村莊呈現“再農化”趨勢。2023年新冠疫情影響逐漸淡去，外來客人再次涌入河邊村，村莊新業態又開始復甦。不難看出，河邊村的小農生計實踐，展示出村莊脫貧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

　　河邊村村民生計的變化，既是一個在政府主導下脫貧的過程，也是一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政府如何推動一個傳統貧困村莊擺脫貧困，另外也能看到農戶如何主動把握機會、調整生計策略。更爲重要的是，通過河邊村這一案例，可以看到小農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作爲該書的主要作者，李小云表示，從國際視野來看英國是典型的通過農業現代化推進工業化的國家。從中國的視野來看，梁漱溟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是希望通過改造鄉村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而如今，面對現代化進程導致形成的鄉村窪地，鄉村建設則是補短板、填窪地，促進傳統與現代之間實現有機銜接。

　　“因此，在建設鄉村時必須要堅持以小農爲主體，小農在保持鄉村共同體的同時搭上現代化的列車。”李小云說。

　　《小農生計》在整體介紹河邊實驗策略的基礎上，從家庭整體生計變遷的角度深入刻畫村裏的“幹部”、村裏的“能人”、生計穩健的農戶、“生存型”農戶、女性主導的生計、單身漢的生活等各類農戶的真實情況，並對變遷動因的複雜性進行了解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仝志輝認爲，這些小農類型超過以往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在爲多元化的小農戶立傳。同時，該書也蘊含着描寫村莊變遷的一種新思路。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邢成舉認爲，河邊實驗並沒有去擠壓以農業生產爲主的傳統生計空間，這就讓農民生計的韌性與彈性得以保留。在他看來，在當今這樣的風險社會中，《小農生計》的出版爲制定“三農”政策提供了重要啓發，即鄉村發展需要一個託底空間，這個託底的空間也是中國現代化過程面臨風險時需要戰略騰挪的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王春光表示，現代化過程帶來了許多鄉村問題，城市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依靠於農村。與此同時，鄉村也不再是傳統的鄉村。對於自己的生活，小農有自我選擇的權力，鄉村振興需要將這種權力帶進農村。從這個角度講，河邊實驗也是一次權力實驗，讓河邊村的農戶有了更多可以選擇決策的權力，通過實驗創新及制度支持喚醒鄉村沉睡的資源。

　　（工行網站特約作者：李莎）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