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作爲美國曆史上第二位在非連續任期內再次當選的總統，以其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政策立場在全球政壇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形象充滿矛盾——既有傳統保守主義的一面，又在某些方面大膽冒險，帶有一種“另類”的色彩。這種對立的個性也貫穿於他的政策實踐中——看似不拘一格、出人意料，然而他連續當選證明了其施政風格並非“衝動行事”，而是在自洽的邏輯框架下追求“讓美國繼續強大”的核心目標。其政策顯著特徵在於其“非對稱性”，常表現爲極端對比與強烈反差。這種策略一方面打破了多邊體系的一些慣例，削弱了全球貿易體系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也鞏固了美國在一些雙邊關係中的談判籌碼。特朗普的施政風格和政策導向，或將重塑全球經濟格局，對全球經濟帶來深遠的結構性影響。

　　外在表現：內外矛盾不統一。特朗普政策的核心特點體現在“非對稱性”，因爲它們常常以對內、對外不同的標準操作，展現出極端的對比與衝突。一是對內減稅，對外加稅。特朗普在國內積極推動減稅措施，以此激勵企業投資和擴大生產，提高就業機會。尤其是2017年通過的《減稅與就業法案》大幅降低了企業稅率，這一政策給美國企業帶來了顯著的稅負減輕，激發了投資的積極性，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在對外政策上，特朗普卻不斷增加關稅，尤其是針對中國的進口產品，以追求所謂“公平貿易”，其核心目的是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這種內外政策的非對稱性，不僅反映了特朗普對內外不同政策目標的明確分割，也突顯了其追求美國利益最大化的立場。二是支持傳統，擁抱科技。在表面上，特朗普的政策顯得傳統，捍衛美國的傳統工業，如石油、煤炭等傳統能源，放寬能源開發的監管限制。但同時，他對高科技行業顯示出一定的支持，認爲人工智能（AI）是世界新興產業之一，將廢除拜登政府對該行業的限制，支持根植於言論自由和人類繁榮的人工智能發展。這種對傳統與科技的“左右開弓”，實際上體現了其政策的平衡性：既維護美國傳統產業的利益，保障藍領羣體的就業，又通過科技創新提升美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三是放鬆經濟監管，加強移民管制。特朗普通過放鬆企業監管來刺激國內經濟，以期減少企業經營成本，增強其市場競爭力。但在移民政策上，他卻採取了更爲嚴格的管控政策，如推行“零容忍”政策，試圖通過邊境牆、加強執法等措施減少低技能勞動力的進入，從而增加美國本土勞動力的競爭力。這種政策的非對稱性，體現了特朗普“保護美國工人”的核心訴求。四是高舉自由旗幟，推行單邊主義。儘管口號上宣揚“自由貿易”，但特朗普的實際政策更傾向於單邊主義，頻頻威脅退出多邊貿易協定，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並推動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簽署了美墨加協定（USMCA）。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美國在雙邊貿易談判中的優勢，但也引發了盟友的不滿，削弱了多邊體系對美國的支持。

　　內在邏輯：讓美國繼續強大。特朗普這些非對稱政策的背後，是其深層的目標——“讓美國繼續強大、重新強大”。這種邏輯體現了特朗普的獨特人格：他追求政策上的獨立，不拘泥於傳統規則，往往以“美國優先”爲唯一標準。一是重塑經濟實力，鞏固全球競爭力。特朗普通過減稅和放鬆監管的方式，試圖重振美國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競爭力。其政策的核心邏輯是讓美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新掌握主動權，減少對外依賴。這種邏輯下，美國經濟的“再工業化”成爲政策重點，特朗普希望通過激勵措施吸引製造業迴流，增強美國在高科技、能源等領域的自給自足能力，以此減少對外國的依賴。二是增強軍事和科技優勢，捍衛國家安全。在特朗普的政策框架中，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緊密相關，他通過增加國防開支、保護關鍵技術、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等方式，試圖維持美國在軍事和科技領域的絕對優勢。其國家安全戰略的背後，是對國際地位的維護，確保美國在面挑戰時擁有足夠的戰略主動權。三是“美國優先”背後的民粹色彩。特朗普的政策邏輯中有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他的許多政策，例如減稅、限制移民等，都是直接服務於他的選民基礎——中低收入的白人勞動羣體。這些政策體現了他對本土利益的偏重，試圖通過減少外來競爭、增加國內福利的方式，贏得更多的政治支持。

　　非對稱政策的結構性影響。特朗普的非對稱性政策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結構性的影響，具體表現如下：首先，風險的結構性。特朗普的政策在增加了全球貿易鏈供應鏈的不穩定風險。例如，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增加了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導致全球供應鏈的擾動，最終引發通脹壓力上升。而在其他方面，他對高科技行業的支持和對基礎設施的投入，使得科技風險和基礎設施風險有所降低。這種“此消彼長”的政策效果，造成了全球經濟風險的重新分佈。其次，衝突的結構性。特朗普對外推行單邊主義，引發了與各國的貿易衝突，尤其是潛在的大幅提高關稅，旨在爲美國爭取更多利益。然而，貿易衝突不僅影響了貿易和投資關係，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對自由貿易體系的質疑，或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最後，時序的結構性。在短期內，這些政策可能通過減稅和放寬監管等手段刺激企業投資和消費支出，從而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然而，從長期來看，這些政策的內在矛盾性，將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和結構性問題積累。

　　以我爲主，隨機應變。面對特朗普政策的非對稱性影響，中國可以採取相應的結構性應對策略。對內，堅持“以我爲主”。中國將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求和目標，始終保持獨立自主。特朗普政策的直接影響集中在美國的貨幣、財政、外交和貿易政策領域，而對中國的影響更多體現在間接層面，主要通過美國經濟變化的傳導渠道影響中國，但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方向。對外，隨機應變。特朗普政策的多變性和不確定性需要更具彈性的應對方式。在貿易上，中國可採取多邊與雙邊並行的策略，積極深化區域合作。通過強化與歐盟、東盟等地區的合作，以及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聯繫，拓展新的市場和合作領域，維護供應鏈穩定性，確保產業鏈安全，以應對來自美國的貿易壓力。

（作者：程實，博士　徐婕，博士　周燁）來源：工銀國際研究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