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潘功勝

　
　　過去幾年中，中國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成功的變革，刷新了整個中國銀行業的版圖，成效斐然。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一個全球經濟體系和金融格局迅速變化的時代，中國的大型商業銀行如何選擇持續變革的戰略和路徑，其意義和影響將是多元的、重大的和深遠的。

　　變革的成效

　　脆弱的銀行體系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經濟，成爲對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及長遠經濟成長的最大潛在威脅。中國的金融架構是一個以銀行爲主導的金融體系，並且中國漸進式的改革與轉型缺乏轉軌成本的制度安排，隨着企業大規模改革和經濟結構大幅度調整，經濟轉軌的成本特別是國有企業轉製成本，逐步轉移到國有商業銀行，積澱、演變並最終體現爲銀行的不良貸款。加之國有銀行自身也處於轉軌過程中，存在明顯的體制陳舊、觀念、機制、管理問題，進一步加劇了銀行的危機。

　　對於中國銀行業長期積累的風險，一些國際媒體和機構曾做出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銀行業危機隨時可能爆發的判斷。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金融體系脆弱性可能帶來的巨大金融風險加深了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於銀行體系穩健經營重要性的認識，亦令國有商業銀行更加清醒地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在此過程中，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步形成的對銀行改革進程的時間約束開始發揮作用，此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程出現的一系列舉措便被置於一個十分明確的過渡期時間表中。

　　2003年底，中央政府關於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重大決策付諸實施。中國國有銀行體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國家注資與剝離壞賬進行大規模財務重組，以儘可能快地解決歷史存量問題；通過股份化包括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從根本上改變銀行傳統的產權與經營機制，健全公司治理；通過股票公開發行進一步募集充實資本金，強化對銀行的市場約束，推動促進銀行的持續改革。這個思路參照了國際上銀行重組的經驗，又糅合了中國具體國情，爲中國銀行業改革提供了一條清晰、務實和可靠的路徑。

　　幾年來的事實說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路徑選擇是正確的。無論何種標準來衡量，無論在何種範圍來比較，中國大型商業銀行的改革成效都能稱之爲顯著。從改革成本角度，工行、中行、建行、交行股份制改革與境內外成功上市，國家墊付的改革成本得到了補償，國有資本大幅度增值。從經營績效看，改革催生了一個健康的銀行體，主要經營指標(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撥備覆蓋率、成本收入比、ROE、ROA等)均達到國際銀行業的較好水平；從公司治理角度，銀行的法人治理架構、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內部激勵約束機制及外部市場約束等已經發生深刻變化。

　　國有銀行改革爭議與理性

　　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過程一直伴隨着各種爭議。爭論的主要問題包括：不良貸款是否要二次剝離，外匯注資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需要進行股份制改革，是否需要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國有金融資產是否賤賣，國家金融安全是否受到威脅，上市是否是國有銀行改革的必由之路，公司治理的“形似”與“神似”等等。

　　對於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過程中的多數爭議，隨着國有銀行改革效果的顯現而逐漸淡卻。後來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及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主要觀點反映在這樣幾篇文章中：《誰將掌握中國的金融》(《上海證券報》2005年10月25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金融版圖告急》(《董事會》2005年10月26日)，《金融改革的困局與賭注》(“，以及較近期的《證券監管與經濟安全》(“烏有之鄉”2007年6月25日)，《中資銀行已成爲外資超級提款機》。其警示固然需要思考，但亦反映有些學者對於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背景和情況缺乏必要的瞭解。

　　一、援引的數據多數是錯誤的，幾家銀行的股份出售價格、數量基本上是錯誤的，比如工商銀行出售給戰略投資者的股份只佔上市後股份總數的7%，而非10%；入股價格一般採用市淨率(入股價格/每股淨資產)及每股淨資產的乘積決定，談判的一般是市淨率，每股淨資產由審計師的審計結果決定，幾篇文章援引的數據多數都是錯誤的。

　　二、幾家大型上市銀行基本上是在上海及香港兩地上市的公司，股份分爲A股和H股。境外戰略投資者持有的股份性質基本爲H股，由於境內的A股市場與境外的H股市場基本上爲兩個相互獨立的資本市場，幾家銀行A股的價格遠高於H股的價格，上述幾篇文章採用A股的價格來計算戰略投資者的獲益水平顯然是錯誤的。

　　三、銀行的稅後利潤與對投資者的分紅是不同的概念，用一個不正確的境外戰略投資者持股比例乘上利潤數計算投資分紅收益也是錯誤的，分紅僅是銀行淨利潤的一部分，如在上市招股書中，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承諾的分紅比率是35--50%。工商銀行承諾的分紅比例爲45--60%。

　　四、入股價格應該是一個市場公平價格，我們應該站在一個歷史的角度和符合市場規則的角度來看問題，而不應用今日A股市場的價格作爲標準評判過去、評判境外股票市場。銀行同業的二級市場的交易倍數是確定戰略投資者投資價格的重要參考依據。2005年香港及亞太地區商業銀行二級市場的交易市淨率爲1.7倍左右。一般而言，上市發行價與二級市場交易價有一定折扣，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價格由於投資入股的時間較早，承擔的風險較大，且一般都有3--5年的鎖定期，一般較上市發行價又有一定折扣，這是資本市場的一般慣例。按照當時二級市場的交易價來衡量，幾家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價格是合理的。

　　五、當時中國商業銀行的情況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不能割裂歷史來看問題，當時境內外投資者對投資中國商業銀行存在很大疑惑，當我們選擇上市時，能否成功，也是有着很大的風險。2004----2005年當幾家大型商業銀行在與境外潛在投資者談判時，建設銀行張恩照事件、中國銀行黑龍江分行的高山案等事件的爆發，幾乎使中國幾家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工作中斷。在這樣的環境裏，談判異常艱苦，幾家銀行參與談判的高級管理層表現出專業與精明，形成的價格和其它條款符合公平原則，並且按照中國的法律和監管規則履行了嚴格的內外部審批程序。

　　六、對於爲何引入戰略投資者，我認爲國際知名金融集團股權投資有助於增加國際投資者的認同感，提高境內外投資者對國有銀行整體質量和發行價格的信心，進而起到提高國有銀行股票估值的潛在作用，增加IPO發行需求，提高國有銀行成功上市的概率。雖然這些作用無法量化，但確實是存在。並且境外戰略投資者與入股的中資銀行都簽有戰略合作協議，在多個領域開展廣泛的合作與技術援助，對上市後的中資銀行管理水平的提升產生了較好的作用。

　　七、國家對於幾家大型商業銀行佔有絕對控股地位，國有股權(包括財政部、匯金公司、社保基金會等)在幾家銀行上市後的股權都在70%以上，如果將其它國有法人股計算在內，國有股權的佔比更高。

　　八、如果從最終效應，我認爲國有股是最大的贏家，而且贏得的遠非投資回報的數額。比如，僅匯金公司所持股權賬面溢價就達2萬多億，國有股權分紅收益穩定增加，按賬面值計算，國家爲國有銀行改革所支付的成本得到有效補償，且化解了中國金融系統面臨的危機，造就了一個健康的銀行體。

　　任何改革都不應忌諱爭論，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各種思潮的爭論中前行的。只要是站在學術探討立場上的理性爭論，最後總會達成共識和諒解。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過程中的各種爭論大都在銀行界與學術界人士之間進行的，他們站在學術的角度，立足中國國情和國有銀行現實，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與商榷，最終大體達成共識。學術的研究應該是科學，超越學術研究非理性的語言有悖於學術研究的道德標準。

　　總體而言，這些爭論對於推動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是十分有益的。各種爭論可以形成一種有力的信號機制，有助於走上改革之路時進行矯正或再矯正，也可預防在面對更爲廣闊和複雜的外部世界時，智慧和判斷力的萎縮，這也是改革者在推動改革時所需要的智慧和必須具備的素質。

　　國家實力與銀行家抱負

　　經過重組改制的中國大型商業銀行，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處於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全球的經濟體系、金融佈局及金融生態環境都在發生着深刻的變化。誰能成爲未來的強者？

　　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等，中國大型商業銀行面臨的競爭格局、競爭的空間範圍、競爭對手等已經並正在繼續發生重大變化。即便在中國市場，隨着中資商業銀行的成長，外資銀行的進入，市場競爭的主體已經多元化，何況競爭的空間範圍已經跨越國家，超越中國本土。

　　在過去近三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穩健轉型，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如果用數字考量，按可比價格計算，中國2007年的經濟規模是1978年的14.9倍，世界排位亦由第10位上升到第4位。經濟的迅速成長，國際經濟地位的提升，爲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國際競爭能力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同時培育與國家實力相當的強大銀行也是使命必然。

　　金融競爭力尤其是銀行競爭力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都有強大的銀行作爲其支撐。美國銀行、花旗、匯豐、德意志銀行、渣打銀行、三菱銀行在全球龐大的機構網絡也是其國家實力的象徵。今天的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將歷史性地、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一使命。

　　培育國際優秀、在國際金融市場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的商業銀行應該成爲我們的抱負。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體制，繼續做大做強中國本土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的同時，搭建一個在空間上超越中國本土、在業務範圍上超越商業銀行領域的競爭平臺，是從戰略層面培育持久競爭能力的重要路徑選擇。

　　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是商業銀行管理永恆的話題。一部企業制度的變遷史就是一部不斷提升公司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的歷史，銀行數百年的發展歷史生動地演繹了制度創新和銀行進步相輔相成、彼此促進的互動進程；商業銀行未來的發展仍然面臨着一個複雜多變的環境，金融風險表現形式會不斷出現變化。

　　近來次貸危機的爆發，一些號稱風險管理嚴密的國際大銀行深陷其中，說明風險的複雜性、突發性、擴散性和快速傳染性。管理成熟的銀行尚且如此，剛剛完成改制上市的中國商業銀行還存在不小的差距。建立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有效的內部治理機制；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改變經營模式和增長方式；培育科學、審慎、全局的風險管理文化，提升風險控制水平，完成改制上市的中國大型商業銀行仍需做出不懈的努力。

　　全球化經營是國際大型商業銀行的普遍特徵。追隨產業擴張潮流重新進行全球佈局已經成爲越來越多金融機構的戰略選擇，國際大銀行的全球化發展趨勢也在加劇。花旗、匯豐、德意志、渣打等國際領先銀行的業務網絡遍及全球數十甚至上百個國家，很多國際大銀行的營業收入中有近一半或高達70%?80%來自本土之外。全球化的業務網絡使這些國際大銀行緊緊抓住了全球化經營的跨國大公司客戶，並可以靈活地在全球配置資源，分散區域風險，迅速加強在高增長地區的業務力度，從而獲得穩健成長。在成熟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已經成爲國際大型商業銀行的重要收入來源。銀行的國際化發展水平和全球化服務能力是維護和競爭客戶的基本要求，是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國際大型商業銀行相比，中國大型商業銀行的國際化水平非常之低，如果剔除因歷史原因形成的港澳地區的業務，無論從資產結構還是收入結構而言，中國的大型商業銀行仍然是以境內業務爲主的本土銀行。中國的企業正越來越多的走出去，將會經歷一個跨國公司化的過程。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加快國際化發展是適應外向型經濟日益深化的必然結果。

　　全能銀行----大銀行的戰略路徑

　　綜合化經營平臺的建設是提升綜合競爭實力的重要基礎。消費主體金融服務需求的多元化是推動商業銀行拓展金融服務範疇、提升綜合金融服務能力的直接動因，商業銀行產品的多樣性、金融服務的多樣性是其競爭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元化的收入來源是盈利可持續增長的基礎。

　　根據2007年《銀行家》雜誌對全球1000家銀行排名，一級資本排在前25位的大銀行中，除中國的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仍實行分業經營模式外，其餘均屬於綜合化的大型金融集團。歐洲大陸一直都採用全能銀行模式，而英國和日本於1987年和1996年分別取消了對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分業經營的限制，開始轉向綜合化經營。在外部競爭、金融脫媒等外部環境及內部金融創新、提升競爭力等因素的推動下，美國於1999年頒佈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確立了銀行業、證券業與保險業之間參股和業務滲透的合法性。從國際大型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來看，證券、信託、資產管理等是國際大行非利息收入的核心領域，保險業務也在很多大型商業銀行的業務結構中佔有重要比例。

　　近年來，中國大型商業銀行的綜合化經營有一定的進展，各家銀行分別設立了基金公司、租賃公司，最近政策允許商業銀行參股保險公司，並且通過在香港設立子公司的形式開展綜合化經營。由於我國經營仍然是採取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體制，在商業銀行現有組織體系內的綜合化經營的廣度和深度都存在較大的限制。而很多外資銀行憑藉其母公司綜合經營的優勢，避開了中國的法律限制，已經在中國境內變相地佈局綜合經營。中國大型商業銀行，不僅在國際平臺上提供綜合金融服務的能力處於明顯的劣勢，而且在中國的本土市場也面臨着來自外資銀行的威脅。修改相關的法律、法規，在高標準、嚴格風險隔離的基礎上，適度市場準入是較優的政策選擇。

　　內生式自然生長與兼併收購

　　近年來，併購尤其是跨國併購已經成爲國際大銀行實現規模經濟、推動盈利持續增長的主要手段。花旗集團、匯豐集團、德意志銀行等國際大型商業銀行都是通過一系列戰略併購來實現其經營規模的迅速擴張，以及機構網絡的全球化和經營範圍的綜合化。

　　在海外擴張路徑的選擇上，中國大型商業銀行過去主要依賴機構新設的方式進行，並且偏好發達的金融中心，業務成長速度緩慢，難以融入當地主流市場，邊緣化現象嚴重。如果說這一路徑的選擇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那麼今天則難以滿足加速演進的全球化趨勢。

　　近來中國的大型商業銀行在這一方面已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如中國工商銀行最近完成的收購南非最大的商業銀行----標準銀行的部分股權，以及對澳門誠興銀行的收購，無論從戰略的層面還是從財務的層面，市場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併購尤其是境外併購具有較高的風險性，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中國大型商業銀行進行海外試水時需謹慎前行。

　　注：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董事會祕書兼戰略管理部總經理，經濟學博士。本文爲作者本人學術討論，不代表作者單位的觀點和政策意見。（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