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湖北武漢市政府聘請德國退休工程師威爾納·格里希擔任武漢柴油機廠（武柴）廠長。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聘任的第一位“洋廠長”，在海內外引發強烈反響。30多年過去了，格里希已故去，通過採訪其子伯恩特·格里希及當年武柴的老同事，重溫那段改革歷史，依然引人深思。

　　“洋廠長”來華 國企煥發生機

　　1984年，受德國退休專家組織派遣，格里希來到武漢柴油機廠，一開始是作爲技術顧問。幾個月後，武漢市政府任命他爲廠長，主持全廠的生產經營工作。在1984年11月至1986年11月的兩年任期裏，格里希的嚴細管理令這家老國企煥發了生機：柴油機的清潔度從5600毫克降到100毫克以內，主軸承蓋的廢品率從50%降至3%以內，產品批量出口至東南亞7個國家。

　　這個德國退休老頭是如何做到的？

　　時任武漢柴油機廠黨委書記的謝長欽記得很清楚，格里希上來就抓勞動紀律、抓產品質量。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提高柴油機清潔度，國家標準爲每升195毫克，而武柴是高達幾千毫克，嚴重影響機器壽命。

　　戴着白手套，拿着遊標卡尺和一支帶磁鐵的筆，格里希巡走在車間，不放過每一臺機器設備。他用白手套摸機器，沒有砂，纔算合格。“我們起先做不到，壓力大。格里希說，我來中國、來武柴不是瞎忙的，對待自己的產品要像對待自己的眼睛一樣。”謝長欽說。

　　格里希說話有些刺耳，但往往一針見血。他說，即便只有1%的產品是次品，但對這個用戶來說也是100%的次品。他還說，工廠質檢部門地位低，檢查不嚴格，一些人員素質低，連遊標卡尺都不會用。格里希不斷強調要加強質量意識，幾番下來，人們服了，讚譽他爲“質量先生”。

　　兩年任期內，格里希還撰寫了26萬字的企業機構設置和勞動組織方案，把工廠的行政管理系統設計成一個精幹高效的網絡，實行以崗位爲核心的結構工資制。這對中國國企改革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引起各界高度重視。

　　質量就是生命 改革需要勇氣

　　對質量的執着要求，是“洋廠長”最鮮明的特點。

　　以今天的視角來看，格里希似乎沒有太複雜深奧的理念和打法，就是嚴格管理、嚴抓質量。但當時中國物資商品仍很緊缺，企業對質量的關注遠遠不夠，不少企業吃“大鍋飯”人浮於事，工人幹事不認真，產品質量提不上去。

　　謝長欽回憶，格里希在探求武柴產品質量問題時曾說：你們的圖紙沒有問題，但你們的製造工藝達不到圖紙的要求。圖紙上一般都標註允許的誤差範圍，工人們覺得只要在範圍內就行了，但格里希要求誤差越小越好。

　　30多年過去了，中國已成爲世界製造大國，正在邁向製造強國。“但從圓珠筆芯需要進口，到從海外買馬桶蓋，可見質量這個詞對中國製造的分量有多重。”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曹東勃說，格里希從嚴治廠、質量第一的理念，在今天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堅持質量第一，不僅是一種企業管理行爲，更是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無論是大膽啓用格里希，還是格里希的銳意改革，都透着莫大的勇氣與擔當。“這顯示出中國改革開放的魄力與決心。”伯恩特·格里希說，讓外國人當一個國企的廠長，在當時的中國是破天荒的事情。

　　“萬事開頭難，現在看格里希做的似乎很簡單，但他當時要克服的困難超乎想象，因爲人們的思想還沒完全解放，要真抓嚴管是很難的。”東北大學教授李凱認爲，追憶格里希，最大的啓示就是要永葆改革的初心，呼喚改革的勇氣。

　　改革應當持續 開放促進改革

　　格里希兩年任期結束回國後，武柴的質量管理變得鬆馳下來，產品質量迅速下滑。沒幾年，東南亞市場就不再進口武柴的產品。1998年，武柴破產。

　　在李凱看來，武柴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將改革進行到底。格里希的改革並不是早產，而是正當其時，爲後來的中國企業改革開闢了寶貴的試驗田，影響非常深遠。

　　“洋廠長”到國企上任是大時代的鮮明特徵。“如果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父親也不可能到中國去。”伯恩特·格里希說。他曾到中國參觀訪問，“中國取得了難以想象的巨大進步，這要歸功於改革開放”。

　　開放帶來了“外腦”，引來了先進的經驗和理念，成爲改革的加速器和催化劑。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外國來華專家累計達到650萬人次，爲中國各項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在很多領域也吹入了新風，潤物無聲。

　　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駐德代表處總代表袁旭東表示，中國今天雖已是第二大經濟體，但仍需學習借鑑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經驗。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改革與開放互爲動力互相促進。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擴大對外開放，仍不失爲破解難題的一把金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