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保監會發布了《保險公司業務範圍分級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按照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原則，分別確定了各項業務所對應的准入資質，並明確規定，對於償付能力不足或發生重大違法違規行爲的保險公司，保監會可以採取責令停止接受新業務或限制業務範圍的措施。這對於保險行業准入退出機制的完善意義重大。

    准入退出機制過去一直是我國保險監管的一塊“短板”。一方面，退出機制不完善，差而不倒、亂而不倒的現象時常可見；另一方面，准入機制不夠規範，“成熟一家、開設一家”的准入思路未能有效貫徹，且大部分新設公司都是全國性牌照，在“生”而不“死”的環境下，部分新進入主體只是對原有市場主體的簡單複製，競爭結果只是市場份額的重新洗牌，並沒有改變保險公司產品同質化、服務淺層化的現狀，也就不能有效提升競爭水平和競爭質量，反而導致風險的不斷積聚。在這種背景下，由監管部門出面對保險公司的業務範圍進行歸類細分，並確定相應的准入和退出條件，將經營範圍和市場主體運營質量及風險狀況掛鉤，正是希望通過制度的約束性，規避行業陷入低水平競爭陷阱，引導保險公司精耕細作、注重質量、不斷創新。

    《辦法》的出臺，生動地展現了當前保險業監管與改革的一項重要特徵事實——爲了從根本上扭轉行業粗放型的發展模式，相對於不成熟的市場調節機制，藉助行政審批手段、監管政策的約束性、乃至在很多方面的直接“管理”，往往更爲有效且“見效快”，而類似這樣的中國特性也決定了監管部門在現階段的工作性質、工作內容和工作方法與成熟市場中的監管者必然有所區別。但是，着眼於行業的未來發展，也是爲了提高監管效率，未來保險業准入退出機制的完善，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保險監管制度的建設與完善，必須提防爲“中國特性”所縛而落入窠臼。

    當前我們希望引導保險業“轉型”，終極目標是引導整個行業主動放棄粗放式的發展模式，走上以提高效率和效益爲要求的集約式增長道路。而所謂的迴歸保障、提升風險管理專業能力和經營質量，乃至合理限定保險公司經營範圍等等，都只是其過程目標。在監管與改革過程中，我們不能過多地被過程目標所束縛。我們關注的焦點，絕對不是保險公司的產品組合中，有多少比例是風險保障型的、多少比例是發揮儲蓄投資功能的，有多少比例是基礎類的、多少比例是擴展類的，而是要看公司的業務組合能不能滿足目標市場多樣化的需求、對企業的償付能力有什麼樣的影響、消費者權益能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我們的監管絕對不是“家長式”的領導與管制，而是要讓保險公司清晰地認識到並承擔起自己在經營方面的責任，如果它們違背市場規則，首先要受到市場的懲罰。

    從這個意義上講，《辦法》出臺的終極目標是保證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能夠真正發揮作用。顯然，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首先要讓《辦法》規定的退出條件對保險公司構成真正的市場壓力。例如，要配合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讓消費者和投資者瞭解公司的經營質量信息，能夠“用腳投票”。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促使保險公司主動根據自身的財務實力、風險管理能力、服務能力等選擇恰當的業務組合，換言之，監管者和經營者要“激勵相容”。《辦法》所體現的監管思路中，監管部門的好惡表現較爲突出，“約束”的意味濃厚，並不大利於促使市場主體對法律和監管規則產生認同感，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也傾向於增加監督成本和監督難度；而激勵相容的監管，可以通過調動市場主體的主動性來提高制度的執行力和約束力，對於提高監管效能十分有效。

    顯然，要打造激勵相容的監管體系，需具備兩個重要條件：其一，監管規則導向與企業所有者利益相一致；其二，監管規則導向與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利益相一致。

    近年來，中國的監管理念已經逐漸成熟，保險業“十二五”規劃綱要在開篇第一章第一節“指導思想”中就提出，“堅持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保障民生和維護保險消費者利益作爲加快轉變保險業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保護保險消費者利益成爲保險監管的根本目的；而行業風險的防範與化解則是監管工作的核心內容。毫無疑問，消費者權益得到切實保護，可以夯實行業賴以發展的根基；而風險得到妥善防範與化解，對於整個行業體系的穩健經營至關重要。這樣的監管規則導向，有利於實現保險企業所有者價值在長期內的最大化，與保險企業所有者的長期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所有者的長期利益未必與經營管理者目標相一致，也未必符合所有者的短期訴求，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的保險業中，企業行爲短期化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一方面，短期化行爲的土壤猶在。我國保險業正處在新生階段向成熟階段過渡的過程中，快速增長仍然是行業的重要訴求。雖然越來越多的主體已經認識到培育發展能力、塑造品牌信譽等精細化經營策略對其長期發展十分關鍵，但是逐漸擁擠的市場空間、更成熟的消費者和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他們很難獲得豐厚的利潤來支撐其研發活動和品牌的塑造，如果還不能實現快速增長，其長期發展也就喪失了支撐。

    另一方面，企業實際控制人短期化行爲的傾向沒有受到有效約束。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這一難題始終沒有得到歷史的解決，而目前保險行業的國有資本成分也是浸滲甚廣，國資保險公司的實際控制者，更是身兼“經濟人”和“政治人”雙重特徵。全民－國家－政府－企業經營者的多重委託關係之下，委託人難以有效監督代理人的行爲，爲企業實際經營者的投機行爲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加上長期激勵和約束機制建設滯後，極易導致“控制權益內部化”和“經營風險外部化”。

    因此，要想有效調動市場化主體的合規積極性，打造激勵相容的監管體系，改善公司治理是關鍵所在。近年來，監管部門一直利用其政策的引導性和約束性推動保險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在《辦法》發佈次日公佈的《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整體框架》中，更是直接將公司治理納入其定性監管要求的評估範圍之內。但受部門權責所限，其側重點也只能是強化大股東義務、防範化解風險，難以從根本上遏制企業的短期化行爲衝動。從這個角度來講，要想實現激勵相容的監管，還需要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