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 11:20
匯率是不同貨幣之間的相對價格，是貨幣的外部參照物；物價是貨幣與商品的相對價格，相當於貨幣的內部參照物；利率是貨幣的時間價格，相當於貨幣的機會成本價格。匯率、物價、利率是一體的，今天我們先談談匯率和物價的關係。
近幾年媒體一直糾纏於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問題，其案例不勝枚舉，比如漢堡價格、星巴克咖啡價格、汽車價格和房地產價格。“中國工資5000元，吃一次肯德基30元，買條Levis牛仔褲400元，買輛車最少30000元夏利；美國，工資5000美元，吃一次肯德基4美元，買條Levis20美元，買輛車最多30000美元寶馬。”言外之意，國內通脹水平大幅高於美國，人民幣對內變“毛”，對外持續升值是不可持續的，在國內較高通脹的情況下人民幣對外應該適度貶值。
上述觀點存在堅實理論基礎。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一國貨幣對另外一國貨幣的匯率，由兩種貨幣在本國國內所能支配的商品與勞務的數量來決定。國內物價相對於國外更高，貨幣國內支配的商品和勞務數量低於國外，匯率則面臨貶值，反之則升值。物價和匯率的關係似乎一目瞭然。
但是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多恩布什（1980）通過分析20 世紀 70 年代不同國家價格上漲率與匯率變化率的偏差，證明無論是在短期內還是在長期內，購買力平價理論都不能很好地成立。而且觀察某些階段的人民幣匯率和美元指數，CPI上漲和人民幣升值同時出現，如2005-2008年的人民幣匯率；20世紀90年代的美元指數與PCE指數。匯率與通脹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線性的，而是更爲複雜多元的。
爲了解釋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失效，薩繆爾森和巴拉薩更仔細地研究了經濟增長與實際匯率的關係，認爲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家，相對勞動生產率上升越快，工資實際增長率也越高，實際匯率的上升也就越快。特別的是，他們用工資指數代替通常的物價指數，因爲工資能滲透到製造業、非製造業以及服務業等所有的商品和勞務之中。這麼做的另一個理由是：在國際貿易中，工資指數是衡量各國商品和勞務價格變動的很好的尺度。而如消費物價指數、批發物價指數等，不僅存在可比性差的問題，而且沒有考慮到除製造業以外的其它各行業的物價變動情況，如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服務業、房地產業等；也沒有考慮到勞務和其它無形貿易品的情況。更爲重要的是，巴拉薩—薩繆爾森模型將匯率決定因素從相對物價延伸到兩國相對勞動生產率。
巴拉薩-薩繆爾森模型認爲：由於假定購買力平價只成立於貿易品部門，所以非貿易品價格上升推動實際匯率系統性偏離購買力平價。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價格差是因爲兩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不同導致的，一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提升，工資上漲，而在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假定下，不同國家可貿易部門的工資水平差異將與這一部門的生產率水平差異相對應，同時一國內部的勞動力流動將使每個經濟體內部工資相等，但是由於不可貿易部門的生產效率保持不變，因此不可貿易部門的價格將出現上漲。一國可貿易部門生產效率提升越快，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價格差越大，其加權價格水平也就越高。兩國間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差異越大，這兩國工資與服務業價格水平的差異就越大，購買力平價與均衡匯率水平之間的差距相應越大。巴拉薩—薩繆爾森模型推導出兩個重要結論，一是不可貿易品的相對價格由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差決定。可貿易部門生產率的相對提高，將會帶來不可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提高。二是如果本國不可貿易品相對價格（內部實際匯率）提高的幅度大於外國，則本國外部實際匯率相對於外國將升值。即如果本國可貿易部門的相對生產率提高幅度高於外國時，則本國外部實際匯率將升值。進一步簡化來看，可以推導出兩個結論：經濟高速增長國家的本幣會升值，通脹較高的國家的本幣會升值。
矛盾出現了，一個理論認爲通脹會貶值，一個理論認爲通脹會升值。只要區分開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就會有清晰的認知。薩繆爾森-巴拉薩模型一直談的是實際匯率，購買力平價多數時候說的是名義匯率。其次，要對薩繆爾森-巴拉薩模型有深刻理解，在該模型裏面相對價格差異的根源是勞動生產率，因此通脹和匯率的關係本質有點像“僞命題”，不妨談勞動生產率與匯率的邏輯關係。一般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速較快，通脹上升，本幣實際匯率出現升值；當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速下滑，物價下降，本幣實際匯率貶值。
這也提示我們，當我們在探討漢堡和李維斯牛仔褲的價差時，不能簡單線性地認爲人民幣對內“毛”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應該貶值，更深層次地還要看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是不是也在加快，或者國內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是不是在更快地提高。如果是這樣，人民幣不但不應該貶值，反而應該升值，反之人民幣則確實面臨貶值了。
實際情況是什麼呢？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已經貶值到6.9，實際匯率也在下跌，看來這個通脹不那麼令人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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