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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社會保障負擔比較
 

  特別提示:本文采用的概念是“社會保障”,而不是“社會保險”。因為社會保障是總負擔,社會保險只是社會保障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本文所講的“社會保障負擔”是指僱主繳費與僱員繳費的總和;“實際負擔”是指全體勞工實際平均繳費水準(包括無數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

  一直以來,民眾有一種認識,那就是中國人的社會保障負擔遠超其他國家。其中,最具代表性、最能吸引公眾眼球的一種觀點是:“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 50% ;我國的社保繳費率在全球 181 個國家中排名第一。”

  其實,這一觀點存在兩大誤區:第一,它混淆了“社保負擔”的概念,以偏概全,誤導視聽。眾所週知,所謂一國國民的社保負擔,是由僱主和僱員為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等而共同承擔的繳費總負擔。尤其是比較一國與另一國國民社保負擔時,必須準確而全面,不能片面、有失公允。第二,所謂“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這只是一種“名義繳費率”的表述。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繳費率的分母,我們的繳費工資基數統計口徑相對較小,遠低於國外通用的“全部勞動報酬”口徑,這無意間誇大了我們的“名義繳費率”。此外,在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正在走向全覆蓋的進程中,農民工、“勞務派遣工”往往被一些企業排斥在社會保險之外。因此,無論我們是否剔除農村“新農保”、“新農合”,中國社會保險的“實際繳費率”並不高,甚至按全部工人數計算的每人平均實際繳費率也是很低的。

  在任何國家或地區,養老保障與醫療保障是所有類型的社會保障項目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兩大構成部分。為此,我們將重點就中美兩國養老保障與醫療保障總負擔進行比較。

  一、養老保障總負擔比較

  按照制度化的、法定限制的繳費標準來計算,國民養老保障總負擔應該由兩個部分所組成:一是社會養老保險(即公共養老計劃)中的僱主和僱員繳費;二是補充養老計劃(即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中的僱主和僱員繳費。

  在美國,制度化的國民養老負擔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國家養老(俗稱社保),僱主與僱員總繳費為僱員工資的12.4%,其中,僱員、僱主各繳6.2%;第二部分是僱主單獨提供的補充養老(主要是指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僱主與僱員合繳限制規定為:不得超過僱員工資的 25%。

  相比之下,在國民養老負擔上,中國企業基本上只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繳費,它們大多數不給僱員提供補充養老(企業年金),只有少數大型企業創設了企業年金計劃。因此,在中國,大多數企業承擔的養老負擔只有單一的“社會養老保險繳費”,僱主總繳費率約為僱員工資的20%,僱員總繳費率約為 8%,兩者合計約為 28%,在有些省市繳費標準要低許多,比方,深圳市和浙江省企業繳費比例僅為14%,而不是20%。

  在這裡,我們所稱的“養老總負擔”,是由法律統一規定了繳費最大限額標準的各種養老計劃的繳費總和,它是一個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但都必須由參保人自己或與僱主一起繳費。在中國,由於歷史原因和體制原因,中國人只有單一的社保,而大多數僱員都沒有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也沒有個人退休賬戶,因此,中國人的養老負擔比較單一地集中在社保繳費上。社會養老保險就是中國國民的總養老負擔。因此,當我們比較中美兩國國民的養老負擔時,不能片面地只拿一個社保來單獨比較,而應該採用“國民養老繳費總負擔”來比較,這樣,才能讓結論更科學、更準確、更負責任。

  二、醫療保障總負擔比較

  一般地,從法律、制度安排來看,國民醫療保障總負擔至少也應該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社會醫療保險(公共醫療計劃)中的僱主和僱員繳費;二是補充醫療保險(團體健康保險)中的僱主和僱員繳費。在醫療保障負擔總水準上,中美兩國之間差別很大。美國的社會醫療保險出現較晚,其主要原因是,僱主提供的團體健康保險在美國不但歷史悠久,而且一直佔主導地位。

  1965 年,美國歷史上首次産生了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然而,在美國面世的社會醫療保險並不相同於其他國家的醫療保險,它完全借鑒並移植了社會養老保險的基本原理,除腎衰竭等少數幾種人群外,所有參保人在整個工作期間必須不斷繳費,但只有年滿65 歲的參保人,才有資格享受醫保的支付與補償待遇。也就是説,參保人在未滿 65歲前是沒有資格享受任何醫保待遇的。這就是養老模式的美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終身繳費、長期積累、退休享受。不過,美國的社會醫療保險總繳費僅為2.9%,即僱員、僱主各繳僱員工資的1.45%。

  因此,在美國,65 歲以下的公民,必須依靠僱主單獨為僱員提供的團體健康保險,並以此滿足僱員本人及家屬的醫療支付。也就是説,在美國醫療保障方面,65歲以上的人靠國家提供的社會醫療保險 ;65 歲以下的人,則靠僱主提供的團體健康保險。為此,有人感嘆,在美國,找一份好工作,就是找一個好老闆。

  事實上,美國人的醫療保障與養老保障一樣,也是“三條腿”的體系,除了國家的社會醫療保險、僱主的團體健康保險外,還有個人健康保險及社會醫療救助,後者主要是為了彌補前者的不足。總體而言,在世界範圍來看,美國醫療保障的“市場化”程度是比較高的。

  相反,在中國,醫療保障與養老保障一樣,實際上仍是“一條腿”走路,我們企業大多不會給員工提供團體健康保險,個人購買商業保險的意識也比較淡漠,因此,社會醫療保險成為唯一支柱,而且是即投即保,只要你參保繳費,立即就可以享受醫保支付待遇。這是美國人所不能想像的。

  目前,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繳費標準大體是 :僱員繳費率為工資的 2%,僱主繳費則為僱員工資 6% 左右。從表面上看,我們的醫保總負擔約為 8%,高於美國醫保 2.9% 的負擔,實際上,美國僱主大多提供的團體健康保險,其繳費總負擔應遠高於中國的僱主。因此,如果將國家的社會醫療保險與僱主的團體健康保險加起來,美國人的醫療保障總負擔明顯高於中國人。

  三、社保制度覆蓋面及制度漏損比較

  在美國,社會保險制度起點高、覆蓋面廣,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漏損。與西方國家相比,美國社會保險制度起步相對晚一些,但起點遠比西方國家要高得多。美國的社會養老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從一開始就實施“以稅代費”,將社會保險繳費以稅收形式進行強制徵繳,而且由聯邦政府實現全國統籌。因此,美國社會養老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推行,沒有城鄉、地區和職業差別,只要有勞動收入,就必須強制參保,並同時強制繳費。社保繳費就和普通稅收徵繳一樣,沒有僱主和僱員能夠偷稅、漏稅。美國人主動納稅申報意識很強,而且稅務稽查也十分嚴格,偷稅、漏稅風險很大。由此可見,美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真正做到了全國統籌、全民覆蓋,沒有任何制度漏損。

  此外,作為一個發達國家,美國僱主為僱員主動提供的補充養老(私人養老金)及補充醫療(團體健康保險),是一件十分流行、普及而正常的事情。補充養老與補充醫療被看作是一種僱員福利,同時也是僱員報酬的必要組成部分,這是僱主對僱員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當絕大多數僱主都為僱員提供補充養老和補充醫療時,它就成為了工會談判、勞動者維權的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僅農村人口比重大,而且城鄉經濟水準差距大,地區間經濟發展極不均衡,因此,中國社會保險制度起步很晚、起點低。1998年,中國開始為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建立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直至2011年我們才象徵性地建立了城鄉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直至2014年10月1日,我們才將機關、事業單位的職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然而,湖北和江蘇兩省的省直機關及事業單位職工仍在享受傳統而落後的公費醫療,他們遲遲不肯進入社會醫療保險(其他省均已進入)。

  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最初從城鎮國有企業職工試點起步,經過十多年的不斷努力與改革,參保覆蓋面不斷拓展,現在已包括了城鎮集體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的大部分職工。然而,儘管原則上我們已經實現了城鎮企業職工全覆蓋的社會保險制度,但仍存在重大制度漏損。比方,進城務工的農民(農民工),他們已成為城鎮“企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龐大的勞動力群體,但由於他們流動性大、維權意識差,許多中小企業發現其中有機可乘,一些企業主便通過有意漏報、瞞報,不讓農民工參加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險,這樣就可以為企業節省大筆費用。當然,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也是違法的。

  此外,所謂的“勞務派遣”,也成為用工單位利用勞動合同法的擋箭牌,大鑽社會保險法的“空子”和“漏洞”。據統計,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公司在內的大量企業,常年大規模使用“勞務派遣工”,卻不必承擔這些“勞務派遣工”的法定社保和福利待遇,“勞務派遣工”參加社保總是短斤少兩,比方,五險兩金只讓你參加“三險”,繳費工資不按僱員實際工資,而是“一刀切”地採用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60%作為繳費工資的最低標準。此外,在勞動合同上,許多中小企業僱主公然違反勞動合同法,比方,法律規定最長試用期不得超過6個月,而大多數中小企業卻有意將合同期延長為一年;法律規定從僱員入職當月起就應加入社保併為他們繳費,而這些不良的僱主卻不讓僱員在試用期內參加社保,這既是對勞工福利的剝奪,也是一種變相的剝削,更是一種用工歧視。

  顯而易見,從社保覆蓋率及繳費水準來看,中國社會的實際社保負擔,是遠低於法律規定要求的“名義負擔”的,即便我們完全撇開覆蓋面更廣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新農合)。因為如果將農村社會養老與社會醫保也計算進來,則全體國民的平均繳費率(社保負擔)更低。更何況,中國絕大多數企業都沒有為僱員提供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和補充醫療保險(團體健康險)!哪來中國社保負擔(僱主與僱員總繳費率)世界第一?

  四、中國社會保障負擔急需分散化、均衡化

  中國單一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以及單一支柱的醫療保障體系,無形之中加大了國家財政的負擔和壓力。同時,國家支柱的社會保險給付的“替代率”偏高,嚴重擠壓並抑制了僱主提供的補充養老如企業年金,和補充醫療如團體健康險的發展空間。因此,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堅持三條腿走路,可以使國家、用人單位及家庭個人這三大支柱能夠均勻受力,才能分散社會保障的過大壓力與風險,並讓三方負擔的論壇原則得以有效貫徹實施。

  以養老保障為例。很顯然,與美國相比,我們應該大幅降低社會養老保險給付的替代率,並實質性地降低社會養老保險繳費水準,比方,將僱員繳費率降至5% 左右,將僱主繳費率降至 10%左右。 與此同時,鼓勵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的大發展,激勵僱主為僱員單獨建立補充養老計劃,允許僱員和僱主稅前繳費參加補充養老計劃,繳費標準可限制在僱員工資的15%左右。將社會養老保險與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加起來的總繳費率控制在 30%左右,就可以與現行社會養老保險繳費水準大體相當。在不增加繳費總負擔的前提下,鼓勵並促進僱主補充養老計劃的大發展。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養老負擔數字遊戲的口舌之爭,另一方面,可以實質性地均衡發展三支柱、多層次的國民養老保障體系。

  同樣,在醫療保障方面,除了進一步完善現行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外,我們還要大力鼓勵僱主創設團體健康保險,為僱員提供補充醫療計劃福利,這樣也可以分散社會醫療保險的過大壓力,並進一步構建真正意義上的三支柱的醫療保障體系。因此,我們有必要適度降低現行社會醫療保險的繳費率,比方,將僱員僱主合計繳費率控制在6%左右,以此留下空間,鼓勵僱主自願為其僱員提供福利優厚的團體健康保險計劃。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保障總負擔與國外相比,並非很高,更不是最高。相反,比社會保障總負擔更重要、更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更好地處理好“三方負擔”原則,有效均衡社會保障負擔。在中國,處理好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大力發展由僱主提供的補充養老計劃和補充醫療計劃。此外,建立全民覆蓋、全國統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宏偉目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改革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


(摘自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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