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版“限購令”的鬆動，儘管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但並沒有受到很多“責備”，而是更多地被解讀爲政策的合理糾偏、順應市場的合理需求。溫州地方主政者也反覆強調，限購令的調整屬於政策向“標配”靠攏，並非“鬆綁”，不僅沒有突破國務院規定的“底線”，而且能夠滿足被錯殺的改善性需求，完全符合政策導向。

　　從溫州樓市超長週期下調的走勢來看，此次政策調整具有一定合理性。自2012年四季度以來，全國樓市回升趨勢逐漸明朗，百城房價同比自去年12月起連續8個月上漲，而溫州是主要城市中唯一房價同比連續下降的城市。調整前的“溫州版”限購令，其核心內容是“限制本地戶籍家庭購買第2套住房”，這在2011年各地貫徹新“國八條”出臺的所有“限購令”版本中是最嚴格的。

　　2011年如果不嚴格控制樓市投機炒作，溫州將面臨着“實體經濟不斷下滑”和“房地產泡沫化”相互強化的雙重風險。從2006年到2011年，溫州市區商品房銷售均價從8045元/平方米一路上漲到34674元/平方米，6年當中足足上漲了4.2倍。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溫州外向型經濟模式受到嚴重衝擊，民間資金大量逃離實體經濟而進入房地產開發和購置。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民間資金進入樓市，不僅嚴重放大了樓市走向泡沫化的風險，而且讓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可以說，溫州市政府在當時出臺全國最嚴厲的“限購令”，不僅是爲了控制房地產投資炒作，更是爲了挽救實體經濟，阻止資金向房地產集中，並讓資金更多地迴流到實體經濟中。

　　多年來，溫州實體經濟的競爭力來源於民營經濟活力與草根金融動力結合。2011年以來，不僅外需下滑局面未改，而且由於宏觀資金面緊縮，民間借貸鏈條受到衝擊，人工和資金成本上升，實體經濟舉步維艱。旨在解決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投資出路的“溫州金改”不僅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而且因爲民間借貸風險的爆發而使得傳統草根金融的優勢喪失殆盡，造成經濟增長持續下滑。從官方發佈的統計數據看，上半年溫州GDP增速僅爲7.4%，遠低於浙江省8.3%的增速。下滑最快的是包括房地產在內的第三產業，而這與溫州在浙江省的地位是極其不相稱的。在經濟增長考覈的壓力下，不得不將經濟增長點轉向了被持續打壓和沉澱民間資金的房地產。房地產頹勢如果能夠扭轉，不僅固定資產投資、地方財政能夠恢復增長，而且沉澱在房地產行業上的存量民營資金才能盤活，傳統草根金融才能像往常一樣正常運轉起來，纔有可能繼續考慮民營經濟的發展和轉型問題。

　　對政府而言，溫州鬆綁“限購令”的舉動確實屬於無奈之舉。因爲，民營經濟舉步維艱和實體經濟轉型困境的局面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這對地方經濟產生了非常大的衝擊。而對新一屆溫州地方主政者來說，經濟增長績效考覈的壓力又很重，短期內可以“拿的起來”的只有房地產，同時房地產市場的走勢又對民間存量資金的盤活，進而對民營經濟至關重要。

　　但民營經濟惡化的生存環境和轉型的困境並無實質性改善的情況下，溫州地方政府鬆動“限購令”的“託市”行爲，對溫州的經濟前景、民營經濟的轉型和民營銀行的發展來說是個非常不好的信號。因爲，政府“託市”行爲意味着樓市結束長達22個月的下跌是必然，觸底反彈也是必然。儘管沉澱資金有解套的希望，但民營經濟衰弱的現狀及其面臨的約束環境，不僅不會使這些盤活的資金重回實體經濟，反而會誘使更多的民營資本進入房地產，而近期溫州樓市因“限購令”放鬆而回歸火爆已經充分說明了問題。

　　進一步講，溫州對於樓市的“託市”行爲，可能會讓溫州走上與其他依賴房地產的內地城市一樣的發展道路，即土地財政支持下的“經營城市模式”。對房地產依賴越深，民營經濟和民營銀行的前景就越黯淡，而從前引以爲豪的“溫州模式”將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