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03日 09:22
在第二屆“中美經濟學院上海研討會”上，中國經濟學家關注改革，美國的學者更關心中美貿易協議的前景。
彼得森國際研究所國際研究員GaryHufbauer，曾擔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教席和研究主管、美國財政部國際貿易投資政策輔助國務卿，也擔任過美國財政部國際稅務主管，他在國際貿易投資領域有着豐富經驗。在他看來：“推進中美經濟合作的時間表不是一兩年，而是未來5-10年。”
當前，中美之間的合作路徑有三種，一是全面的雙邊中美貿易投資協議，類似中國與新西蘭、澳大利亞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二是正在推進的貿易談判，比如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世貿組織《政府採購協定》（GPA）等；三是中國部分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
“上述任何一條路徑對中美經濟的發展都有建設性意義。”GaryHufbauer進一步指出，“對於正處新一輪改革的中國而言，可以平衡經濟結構，拉動消費和服務；對於經濟復甦初期的美國經濟，將獲得更多的投資和出口，尤其是服務業和農業領域的收益最爲顯著。”
不過，中美經濟合作仍有一些不確定因素。尤其是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鬆（QE），將對中國貨幣政策及經濟走勢產生一定影響。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AdamPosen對此表現得十分坦然。他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說：“美國退出QE肯定會對中國經濟造成一定影響，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較好，並且中央銀行已具備較高的貨幣調控能力。”
AdamPosen在金融危機後連續3年擔任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外部成員，1999年，他曾和伯南克合作著寫了《以通脹爲貨幣政策目標的國際經驗》。他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美國退出QE取決於經濟增長、就業市場狀況和通脹水平，尤其是失業率的變化。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將會降低美國國內貨幣供給，提升美國債券收益率，導致美元升值進而提高美元資產吸引力，國際資本將重新流入美國。目前，美聯儲正在朝着這個方向前行，但是否能夠平穩退出還有待檢驗。”
“美國退出QE，會造成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新一輪國際資本外流風險，加大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壓力和宏觀經濟調控壓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NicholasLardy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事實上，我們已經注意到，中國出現了一些國際‘熱錢’流出的情況。”
但是，NicholasLardy認爲，中國不會出現大規模“熱錢”流出的狀況，這主要是因爲對中國經濟前景看好。他表示，“內需是中國經濟保持增長的最大動力。”
對此，英國英敏特發佈的一份關於中國消費者消費觀的報告稱，中國日漸成熟的城市中產階層的消費觀念正在改變，對企業的產品和營銷策略產生影響。
隨着中國將發展重點轉移至中小城市或是城市以外的地方，中國消費者提升了消費需求，體現在如從西方食品或西餐廳到奢侈品和理財產品上。從2008年到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11.3％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而農村的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更快，達到13.3％。
英敏特中國區研究總監徐如一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說：“儘管中國消費者仍然首選存錢，但隨着可支配的收入不斷增加，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消費者願意爲自己花錢的趨勢日益明顯。他們對一些新奇的產品和體驗顯現出更多的興趣。”
“儘管中國經濟在2012年和2013年增速放緩到7.7%,消費者明顯更關心對他們眼前的生活質量有直接影響的因素，比如收入和生活成本。”徐如一分析，“可支配收入仍以10%的速度繼續增長，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增速比2011年下降了許多。這些積極的改變將繼續增強消費者的消費信心。”
事實上，除了拉動內需，NicholasLardy相信：“民營經濟應該在改革和經濟增長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很重要的推動力是生產行業完全向民營放開。在改革初期，國有、集體企業佔據了生產主體，隨着生產加工業逐漸開放，民營企業逐漸在市場當中發揮更重要的角色，生產效率明顯高於國有企業。”
“隨着利率市場逐步放開，銀行會追求具有更高回報的資本，這樣一來，會有更多的貸款流向民營企業。”NicholasLardy進一步指出，目前，在服務業中，尤其是金融服務和電信服務仍存在一定的壟斷。從2008年經濟普查的數據分析，服務業中的國有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只有3%，民營企業有6%，甚至高於6%。去壟斷化再加上利率市場化就會使更多的錢到民營部門，更多的民營企業能夠進入到服務業，將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非常積極地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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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華財訊 201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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