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10日 04:17
關於第五代的討論一直不會過時，他們是現代電影的代表，在“文革”之後讓電影走向一個新的開始。第五代和相差不遠的第四代一起，共同奠定了中國電影的基礎。
提起第五代，太容易將這個概念與陳凱歌、張藝謀這樣的大導演聯繫起來。陳凱歌和張藝謀在第五代當中非常獨特，強烈的個人風格在第五代當中比較突出。但是用他們來代表整個第五代其實是比較生硬的。因爲第五代導演不單單隻有描寫農村社會和中國傳統的電影，還有許多非常有意思的都市題材。
陳凱歌當時沿着尋根文學的道路探索，張藝謀也是同樣對中國傳統和農村社會進行描寫。他們的作品很優秀，在國際上受到極度追捧。但頻繁的獲獎和宣傳之後，反過來就影響到國內，讓人覺得是不是這一代人都應該拍這樣的片子。
第五代是非常強有力的一代電影人，他們非常新，創作上很平衡；同時又具有革命性，對美學有自己的概念。但是這樣一輪一輪的宣傳或者是獲獎，最終導致了第五代的失衡。
第五代出現時，城市化重新興起，商業文明再度出現，各種矛盾和衝突也集中起來。當時有很多好的導演和藝術家，比如像周曉文和張建亞，他們擅長拍攝都市題材，影片本身都非常有意思。但遺憾的是，他們所處理的主題在國際上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當時的國際社會更關注中國從“文革”到改革開放的情況，而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國也將面臨城市化、現代化、消費主義的興起，以及後續的一系列問題。
周曉文的《青春無悔》、張建亞的《綁架卡拉揚》，這些影片雖然不是公認的大師級作品，但是依然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將這些影片和我們熟悉的第五代導演的片子放在一起來討論，就會發現當時這一代人如何處理大的時代變遷主題。他們正處在社會風雲變幻、各種思潮涌動的複雜階段。那些記錄中國人自己的故事的片子，都顯現出相當的趣味。無論是農村題材還是都市題材，他們討論的問題都非常相似：如何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化；怎樣來考慮人的境地；一旦失去了自己的價值會怎麼樣，今後的人生應該怎麼度過……對於那個時期的中國精神史，第五代導演其實描繪得非常深入。
九十年代中期，電影忽然面臨市場化，原來的製片廠制度完全被打散。可以觀察到，1995年之後的國產片一落千丈，大家一下子似乎不知道該怎麼拍電影了。在製片廠時期，因爲有穩固的發行體系等種種因素，總體來說電影創作者和觀衆的地位相對平等。但是一旦邁入市場化，開始考慮票房，就必須計算成本收入，並揣摩觀衆會喜歡什麼——而大衆心理往往很難捉摸。這導致了電影製作和拍攝的茫然無措。而從那時起，有一部分第五代導演也開始淡出創作一線。
第五代賦予了電影獨特的語言。他們在這方面取得的突破有目共睹——這種突破是自覺的，而不是通過模仿和借鑑。他們對於中國自己的美學形式上的探究，也同樣重要並值得關注和研究。一方面，《黃土地》《紅高粱》裏的鏡頭和攝影的方法與技巧令人讚歎；另一方面，第五代導演對於那個時代元素的收集、整理，以及蒙太奇的運用，也讓他們的電影呈現出別樣的趣味。如果第五代變成歷史，他們一定像一個視覺博物館——收集了當時舉足輕重的故事和視覺主題，你甚至可以從他們的鏡頭語言的形式邏輯看出一個時代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是非常積極的，因爲他們必須由此迴應他們所面對的問題。
第五代對於特定時代中國人的精神記錄也顯得彌足珍貴。那時所有人都顯得焦慮、迷茫、不知所措——而實際上，改革開放三十幾年來，我們的精神境況依然和第五代鏡頭記錄的一樣，沒有改變，也沒有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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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華財訊 201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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