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11日 08:04
人大蔡榮生案揭開了“特招”腐敗的冰山一角。據媒體調查得知，目前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淪爲“點招”通道。儘管教育部已經明令禁止“點招”，但一些高校仍會留出少量機動招生名額，對教職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實行特殊錄取。在一些高校，每人每年給高校捐資便可成爲“校董”，獲得相應的“點招”指標。“這個名額可以給自己的孩子、親屬用，也可以送給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員。”
這是嚴重違背招生公平的，必須嚴厲清查並取消“點招”、“預留機動名額”等做法，防止這變爲權錢交易的通道。對於這一點，教育部早有明文規定，關鍵在於落實。
在此，筆者更爲關心的是，捐錢成爲“校董”，同時學校回報以招生名額這種高校和社會資源“共享”的畸形模式。這種模式在很多高校還被認爲是改革創新，可見高校的改革被各種利益因素嚴重異化。
我們看到，我國高校在推進現代學校制度建設時，紛紛把成立校董會作爲亮點，包括國家教育規劃綱要也談到要成立校董會。其實，學校成立董事會，引入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管理、監督，是現代大學治理的重要方式，我國高校近年來也紛紛成立董事會，但這一董事會和國外具有學校管理、決策功能的董事會完全不同，只是一個“聯誼會”或者說是“資源共享平臺”。社會人士成爲校董，爲的是爲自己貼金，以及獲得享有學校教育資源、學術資源的某些特權，並不是代表社會力量參與學校管理決策、監督學校辦學，而學校也並非真想引入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管理、監督，而只是以“校董”頭銜來吸引社會捐資。
筆者認爲，真正有價值的學校董事會(理事會)中來自社會的“校董”，應該由社會人士民主選舉產生，代表社會力量參與學校辦學，校董必須對選舉其的社會力量負責、述職，這不能由捐錢而得來。捐錢買來的校董，從一開始就背離了“校董”職責。
我國高校近年來腐敗案件不斷，其中的一個原因就在於缺乏外部力量參與、監督。而發展到現在外部力量反而成爲了腐敗的一部分，實在讓人啼笑皆非。“校董”的異化，是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表現，簡單地說，這不是按教育規律辦學，而是在做教育的生意，並由此成了高校的特權階層。
我國高校在改革中存在太多類似的異化。比如招生委員會，國外大學的招生委員會是獨立運行、不受行政制約的，而我國大學的招生委員會則由校長牽頭，這意味着賦予了校長直接干預招生結果的權力，包括南科大成立的理事會，最後也是由政府委派理事，官員理事佔了半數。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改革由行政部門主導，行政力量爲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對改革進行“自定義”。結果是，在國外學校辦學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治理機制，被“引進”之後變得只有概念和形式，有的甚至成爲了幫兇，成爲利益輸送的管道。
要避免改革異化，就必須重建改革機制。改革的方案，應該由全體教師、學生參與討論、制定，而不能只是由行政拍板，像成立校董會這麼重大的事件，不能由行政主導、由行政來決定誰是校董、同時和校董簽下“城下之盟”。如此，校董會才能爲學校辦學提供正能量，而不是變成敗壞學校風氣的利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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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華財訊 201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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