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08日 08:17
近年來，“公平”問題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貧富差異過大、社會階層固化等問題困擾着我國社會。教育作爲社會資源再分配及社會階層間移動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向國民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可起到緩解和調節社會公平的作用。問題是，教育領域同樣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現象。
衆所周知，社會公平與教育公平問題產生和擴大的直接原因，源自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異，間接原因則是由社會各構成部分獲取或擁有資本總量的不同。
那麼，經濟發展差異是如何影響到教育機會公平，進而對社會公平產生影響的呢？
經濟學定義的資本有金融資本、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三種形態，也稱爲經濟發展三要素。一般來說，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取決於上述資本要素投入總量的多少。除經濟資本之外，社會中還有一類資本也帶有資本屬性，但其社會功能常常被忽視，那就是文化資本。
所謂文化資本是指學歷和文化素養等金錢以外的個人資產。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在其1973年出版的《文化再生產與社會再生產》一書中，將文化資本區分爲三種基本形式：一種是以古董、樂器、藏書等爲代表形式存在的客體化文化；另一種是以學歷、各種教育資格和職業資格制度保障的制度性文化；還有一種是以個人行爲、習慣、感知、語言、美感及價值取向等爲代表的身體化文化。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我們能夠感覺到文化資本以各種形式對日常生活和行爲產生的影響，如遵紀守法、與人交往中高雅的言談舉止、重視教育等。
更爲重要的是文化資本可與經濟資本相互轉換，文化資本越豐富，往往會與制度化的教育體系具有更高的親和性，教育達成度也會更高。如果將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總稱爲社會資本的話，那麼，社會成員間佔有或獲取的社會資本總量，將對教育公平乃至社會公平產生重要影響。
首先，地區間經濟發展失衡造成了基本公共服務地區間的過大差異。
我們從教育部全國區縣教育經費統計上能看出差異。在小學教育階段，1995年全國2671個縣級行政區域財政性生均教育經費最高五分位平均數爲0.767萬元，最低五分位平均數爲0.132萬元，最高爲最低的5.8倍；到2010年，雖然上述縣級行政區域間教育支出差異略有縮小，但最高（9.83萬元）爲最低（2.19萬元）的4.5倍。在初中教育階段，1995年，財政性生均教育經費最高五分位平均數爲1.29萬元，最低爲0.27萬元，最高爲最低的4.7倍；2010年該倍數縮小到約4.3倍。
如果以農村和城市進行比較的話，差異更大。小學階段，1995年城市財政性生均經費最高五分位平均數爲農村地區的7.9倍，2010年爲5.7倍；初中則由1995年的6倍變爲2010年的5.8倍。
進一步從居民收入上來看，2012年，貴州省城鎮人均居民收入爲1.87萬元，上海市爲4.02萬元。上述數據顯示，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造成地區間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加大，特別是居民家庭經濟資本積累隨着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失衡在擴大。
其次，文化資本的差異顯著影響了教育公平。由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存在着相互轉化的屬性，家庭經濟資本存量的失衡，必然會導致居民家庭文化資本積累的差異。更進一步說，低收入家庭在文化資本積累上的缺失必然會使其子女處於“教育競爭上的不利”。近些年來，農村戶籍大學生在名牌高校中比例下降的事實，充分證明了上述機制在社會構造中發揮的作用。
本來，在目前的社會治理模式下，地區間經濟發展失衡所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務差異，可通過稅收的調節作用即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來進行平抑，如2003年開始，國家對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實施“兩免一補”政策，對農村貧困家庭子女接受義務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但從全國各地人均公共財政支出數據顯示的差異來看，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並沒有很好地起到平抑地區間差異的作用。
仔細觀察我國曆年來出臺的重大文教政策，會發現政府的教育發展戰略和政策更多地重視規模和目標，在調整地區公共財政教育支出差異以及家庭收入差異對教育機會的影響上，並沒有十分有效的解決辦法，更少關注到文化資本積累差異對家庭教育機會獲取的影響。
筆者認爲，地區間公共服務差異只能通過中央和省級財政來平抑，我國應學習日本的做法，通過設立獨立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調節稅來實現（地方交付稅）。相比於經濟調節手段來說，文化資本擁有量的調節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家庭文化資本積累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
因此，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公平，公共政策不僅需調節公共教育財政支出上的差異，同時還應建設文化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制度性平等規則。爲此，政府社會治理的責任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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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華財訊 2014-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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