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07日 05:23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土地改革一度成爲全國上下最熱門的話題，以土地承包權流轉爲主要內容的農村“土改”在各地大有一點即燃之勢，但很快地，這股熱潮就消退了。原因很簡單，因爲理論準備得不充分，改革引起了一些人的擔憂和恐慌，政策制定部門也因此不斷給改革降溫。
最普遍的一種擔憂是：如果土改操作不當，資本進入農村將會導致農民大片失去土地，進而歷史上因土地而亂的局面就會重演。還有一些人堅持認爲，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有一個特別優勢，那就是中國有農村可以作爲一個緩衝墊、安全網，可以減輕城市化進程中的風險，當城市經濟出現困難難以解決時，可以通過主動或被動的方式，讓來自農村的務工者回到農村，以減輕城市的社會壓力，我們切不可自毀長城，把這個獨特的優勢給搞丟了。
幾千年來，中國都是一個農業國，歷史上許多社會動盪都與土地分配有關，與農民失地有關。因此，以農爲本，以土地穩定農村進而穩定全國，是全民族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計劃經濟建立後，中國的工業化在政府的推動之下進行，政府人爲地在農業與工業之間、農村與城市之間築起一道長城，一方面固然是爲了更好地抽吸農村資源以補貼工業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牢牢控制工業化過程中城市經濟風險的意圖。文革期間，因爲城市經濟的癱瘓，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口號下，共有1000多萬城市青年被輸往農村，這確實緩解了當時城市的巨大壓力。改革開放後，人爲的城鄉藩籬並未拆除，當城市經濟出現困境時通過各種或硬或軟的手段讓人回到農村的事，也發生過好幾次。
毫無疑問，把農村當作一個緩衝墊的做法確實緩解了城市的困難，從表面上維持了城市的社會治安和秩序穩定，而這種操作並未遇到很大阻力，是因爲在人們的觀念中，一小塊集體土地的承包權相當於給了農民一份社會保障。但是，如果按照今天更高的標準來看，這種把農民視之爲需要時的勞動力和不需要時的累贅，顯然有身份歧視和侵犯公民權利的嫌疑。即便僅從經濟層面分析，這種城鄉分割，把農村作爲緩衝墊、減壓器的做法也是一種消極的思路。
有的人認爲，中國城市化沒有出現貧民窟是一個偉大成就，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很簡單的一個道理是，一個理性的人會在居住於貧民窟中和在農村忍受極度的貧困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人們願意生活在貧民窟中說明貧民窟的總體生活質量要好於農村。禁止人們在城市貧困地生活，並沒有減輕全社會貧困的總量，只不過把貧困分散到了廣闊的農村去了，熟悉農村的人不難發現農村的貧困曾經是多麼地觸目驚心。認爲城市化沒有出現貧民窟是一大成就的觀點，顯然是從城市人的利益出發，是從城市人的觀瞻出發，而不是從全國總體角度出發看問題，是一種把農民當作經濟發展工具的觀點，嚴格地說，這是不道德的。
同樣，把農村當作調節城市經濟的減壓閥，其經濟意義也是值得懷疑的。如果農村存在土地資源閒置，在城市經濟遇到困難時，把勞動力引導到農村顯然是合理的，但中國農村很長時間以來都是人多地少，隱性失業極其嚴重，農村接納一個城市迴流人口，所能增加的邊際產出極爲有限，甚至爲零。這點已經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所揭示。因此，從經濟角度看，當城市經濟遇到問題時，讓人口回到農村，並無多大價值，但和貧民窟問題一樣，從城市利益的角度出發，它確實是減輕了自身的壓力。可見，過去把一小塊土地承包權視爲社保、視爲社會安全網，並因此心安理得地把農村視爲國民經濟波動緩衝墊的做法，多是從城市利益出發的考量，如果從城鄉平等、市民農民平等，從整體經濟角度來看，其價值是值得懷疑的。
即便不考慮該不該這樣做，這樣做的整體經濟價值如何，我們也面臨一個客觀的現實：我們還能不能這樣做？事實上，隨着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土地已經不再是安全網，農村已無法發揮城市經濟緩衝帶的功能。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完成，城市化也接近尾聲，其直接結果之一就是全社會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原來那種農村小生產方式越來越不具有競爭力，甚至會逐步失去生存空間，因此急需要通過規模經營、提高資本密集度和專業化生產來加以改造。當城市經濟出現困難時，把來自農村的城市產業工人或其他人員重新推回到農村，讓他們重新從事小農生產，哪怕是短時間，也與經濟發展大趨勢背道而馳。
其次，農村已經不再是一些書齋裏的學者想象的那樣還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現在農村常住人口數量已大幅減少，其中還有相當大比例在從事非農的第二、三產業，農村已經深度捲入商品經濟，除了極小部分生活資料自產，大多數生活資料都需要通過與外界交易來獲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城市經濟出現問題，讓部分城市務工者回到農村，他們在農村既無法產生有效的產出，同時還需要從外面購買生活資料，並不能降低很多的生活成本。也就是說，農村的緩衝墊已經基本失去功能，讓他們回到農村的價值極其微小，甚至爲零。
第三，當今從農村流入城市的務工經商者大多爲80後或更年輕的青年，他們除了在農村出生，在農村接受初等教育之外，他們自身與農村的生產活動，甚至與農村生活已經關聯甚少，他們並未受過農業生產訓練，缺乏相應的農業生產技能，也不能適應農村勞動的繁重性。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越來越多的與農村關聯越來越少的所謂“農民”的出現，農村已經成爲回不去的地方。
用經濟學的術語說，這就是勞動技能的“專用性”，一個人在某種環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時間越長，離開這種環境的成本就越大。農民和工人身份之間、城市和鄉村生活之間，並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樣可以自如切換。當年“上山下鄉”所製造的悲苦足以構成警示。
總之，現在農村已經無法成爲國民經濟的安全網，土地也已經無法成爲農民的社保。面對國民經濟波動造成的社會風險，需要靠完善社會保障，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並不天然地多出一張安全網。農村土改當然不能盲目亂改，不能造成新的利益掠奪和失衡，但土改必須起步，這是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的內在要求，而推進改革首先要打破“土地是安全網”這一觀念魔咒，消除人們心中子虛烏有的恐懼。
真正愛護農民，就不要把農民強行綁在那小塊土地上，就要給農民選擇不做農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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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華財訊 2014-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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