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發債受阻、執政黨支持率達到“冰點”、債臺高築、外部需求硬着陸、通縮持續，在經歷災後重建的短暫反彈後，日本經濟前景不但沒有變得更加明朗，反而是在財政政策空間不斷被壓縮的困境下，削弱了積極增長的動力。日本央行屢次加碼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均平淡相對，貨幣政策的困境反映出該行難以獨自挑起經濟復興大任。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作爲量化寬鬆政策的始作俑者，日本此輪量化寬鬆和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在經濟環境上有着相似之處。

　　日本自1999年便開始出臺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但由於日企長期處於去槓桿化過程中，信貸需求處在歷史低位，抑制了該政策對提振物價和內需的效果。近年來，儘管日本央行出臺量化寬鬆措施的動機更爲複雜，但是面臨的流動性陷阱困境卻是有增無減。同時，經過十餘年的版本“升級”，日本量化寬鬆措施日趨成熟和激進，特別是最新一輪的措施甚至“染指”企業債券、ETFs和J-REITs等風險資產。

　　但無論從效果還是市場的預期上，日本央行的這些政策難以令各界感到驚喜，這反映出要解決日本的經濟問題僅靠貨幣政策無法奏效，特別是在產業空心化、社會深度老齡化和內需不振導致的通縮預期固化的環境下。那麼，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要擺脫此情形，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來配合實現瓶頸突破。但目前的問題在於，不僅日本政府的債務負擔高居發達國家之首，而且該國的政治局面之亂也在發達國家當中首屈一指。

　　如在今年8月，日本國會參議院通過了以提高消費稅率爲主要目的的社保及稅制整體改革相關法案，日本中期財政紀律重建有了好轉苗頭，各大評級機構也對此做出積極迴應。但無奈作爲日本的政治雷區，民主黨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堅持換來的是黨內的分裂和在野黨的強烈反對，後者還向國會提交了對野田內閣的不信任案，促使首相野田佳彥不得不承諾將在短期內解散衆院提前進行大選，當然這一“短期”承諾也是緩兵之計，其實際帶來的是延拓至今的政治扯皮亂局，導致保障政府正常預算的“公債發行特例法案”在國會中難獲通過，日版的“財政懸崖”迫近，野田內閣的支持率也隨之跌至“冰點”。

　　財政政策的“不通”使得日本政府施加在央行身上的壓力與日俱增，如在最近兩次議息會議中，日本經濟財政大臣前原誠司均參與其中，以表示政府對央行政策的“殷殷關切”，同時也意味着央行貨幣政策立場難以真正獨立。

　　日本央行“不得不做出”的無用功到底能發揮多少功效，或者說還能堅持多久？從過去幾年金融市場的反應和實體經濟的表現來看，不難發現癥結似乎不在貨幣政策本身，或者說問題並不出在央行身上，而是在於日本實體經濟機體的規律性衰落，而日本政府財政政策有效性的降低愈發突出了這一困境。